中文名: 保罗·高更
外文名: Paul Gauguin
别名: Paul Gauguin,保罗·高更
国籍: 法国
出生地: 巴黎
出生日期: 1848
逝世地: 阿图奥纳
逝世日期: 1903
艺术特点: 后印象派画家与雕刻家，热爱异域风情；对于波利尼西亚文化的理想化呈现；明亮的色彩与粗犷的轮廓线
艺术流派: 后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纳比派;综合主义
艺术时期: 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20世纪艺术
影响: 高更对现代艺术的贡献体现在理论和形式上、对绘画本质的信念上，他认为绘画的本质是某种独立于自然之外的东西，而艺术就是他所向往的某种生活方式。他的绘画风格、绘画形式，都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贯穿着神秘、原始、象征、主观的绘画理念。他从原始艺术和传统艺术中获取灵感，无论是构图还是色彩，都具有很强的装饰性效果和神秘感。他那粗犷、有力的绘画风格，以构思的大胆、线条的单纯、纯真净美而又鲜明的色彩、具有很强装饰性的构图而触动人们的心灵，追求对形态和色彩的极富主观性的夸张，对后世艺术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各种原始艺术和象征艺术开拓了道路，指引了方向。
启发: 西印度群岛马提尼岛的热带风光给他的艺术以启发。
格言: 一个好画家只需要三种色彩，黑、白、红。
主要成就: 与梵高、塞尚并称为后印象派三大巨匠。
历史评价:美国艺术史家约翰·基西克：高更在他的作品中希望更多地摆脱自然观察的束缚，让观众在一定程度上独立领悟更多的个人意义，这些在以前的艺术中是不可能得到的。
艺术家简介
他出生于1848年6月革命前夕，其父为名不见经传的自由思想记者，1851年政变后流亡国外，死于巴拿马，此时高更的全家迁居秘鲁的利马。据高更说，其母弗洛拉·特里斯唐出生于秘鲁贵族，外祖母是圣西蒙主义的狂热信徒。髙更自小就受到家中那种企盼普渡众生的怪僻氛围的熏陶，对借住利马的舅舅唐皮奥·德·特里斯唐·莫斯科索家中的事一直保持有古怪、有趣的回忆。1855年，在回到奥尔良时，高更还是小学生，但已梦想离家出走。1865-1868年间，他当上商船的轮机见习工，周游世界，接着又于1868-1871年间加入海军，赴斯堪的纳维亚。1871年，在监护人G.阿罗萨的鼓励下，高更开始在经纪人贝尔丹手下任职，并于1873年和丹麦姑娘梅特·加德结婚。
初露锋芒。阿罗萨是颇具鉴赏力的绘画收藏家。高更受他的启迪，再加上与毕沙罗的友谊，便购买印象派画家（琼金德、马奈[《荷兰风光》色粉画，今藏费城艺术博物馆]、毕沙罗、吉约曼、塞尚、雷诺阿、德加、玛丽·卡萨特）的作品，特别在1879-1882年间，然后作为业余爱好者开始绘画和雕刻：在布伊奥准备的粗坯上，直接塑型雕刻，并仿效弗朗索瓦·蓬万和列宾的风格作画（《耶拿桥下的塞纳河》，1875，奥塞博物馆）。1876年，他的一幅画参加了官方画展。不久后，他受毕沙罗的影响，在1879-1886年间参加了印象派画展，并因一幅坚实而现实主义的裸体画（哥本哈根，N.C.G.)而受到了作家于斯芒斯的热情赞赏。这些不大不小的成功以及当时的经济危机使他在1883年弃商而全身投入绘画。在两年的时间里，高更从鲁昂去哥本哈根，寻找一种虚幻的平衡，但1885年6月返回巴黎时，却遭遇家庭生活的破裂和贫困。然而，1886年，他仍然向第八届印象派画展提供了19件作品，这些充满令人不安的但构图和谐的风景画已经显示出髙更的独特风格。
首次去阿旺桥村。马提尼克岛。1886年，高更在阿旺桥村度过夏季，在那里遇见E.贝尔纳和Ch.拉瓦尔，然后返回巴黎，去夏普莱处制作简洁而有趣的陶瓷，并在那里与凡·高相遇。1887年，他与拉瓦尔同去马提尼克岛，发现了不同色彩的综合效果，同时又接受了塞尚和德加的影响。
再次去阿旺桥村（1888)。高更在第二次赴阿旺桥村期间及归来后，在皮维斯·德·夏瓦纳及日本版画的影响下，为当时昂格丹和贝尔纳所进行的不同探索提供了天才而权威的支持。对高更而言，这是决定性的时刻。他当时40岁，将朋友们的分色主义和浪漫主义与自己对颜色的尝试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布道后的幻觉》(又称《雅各与天使的搏斗》，1888，爱丁堡，N.G.)中的“粗俗而迷信的简朴”，《格拉内克的节庆》（奥尔良博物馆）中猩红色的和谐，就已经证明髙更的髙明之处。
阿尔和凡·高。高更将自己的救世企盼重新浸入由象征主义批评家奥里埃散播的象征主义之中，并与凡·高一样，相信法伦斯泰尔的空想主义。1888年10月至12月，高更与凡·高在阿尔相见，两人很快就对这次戏剧性的见面感到失望。两人的气质相反，高更属于古典类型，注重平衡与和谐，这一点可在他的作品《阿利斯冈》（奥塞博物馆）中的组合风景中看出。在巴黎，高更制作了许多具有古怪的人形花纹的陶器，而且在贝尔纳的影响下，作了11幅石印画。
第三次去阿旺桥村和普尔迪村。1888年11月，经销高更作品的泰奥·凡·高在布索和瓦拉东处组织了一次“髙更近作展”，接着，高更参加了布鲁塞尔举行的“20人团体”的画展。在巴黎世界博览会期间，又参加了沃尔皮尼艺术咖啡馆的展览。尽管有人对这些作品漠不关心或加以嘲讽，但它们表明高更在所谓“阿旺桥村画派”中的地位。高更精力充沛，E.贝尔纳远在他处，小弟子们对髙更都表示赞同，这一切使高更在1889年与1890年先后作于阿旺桥村和普尔迪村的画作更表现出他的自由与自信。他轻松自如地吸收塞尚的教导（《玛丽·德里安肖像》，芝加哥艺术学院），吸收自童年起就耳濡目染、而今又在布列塔尼的艺术中重新发现的原始艺术（《黄色基督》，布法罗，阿尔布赖特-诺克斯艺术馆，《黄色基督自画像》，奥塞博物馆）。髙更把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神秘主义（《橄榄园中的基督》，棕榈滩博物馆）与离奇（《涅槃》，哈特福德，沃兹沃思图书馆）结合起来。他在木雕中找到原始浅浮雕的强大表现力（《恋爱吧，那样你们就会幸福》，波士顿，M.F.A.;《你们应神秘》，奥塞博物馆）。
高更返回巴黎后，成为伏尔泰咖啡馆文学聚会的座上客。此时他作了一幅象征主义的大画《失去童贞》（诺福尔克，克莱斯勒博物馆），并在朋友们的支持下准备首次赴塔希提岛。
首次塔希提岛之行（1891-1893)。1891年2月23日举行的拍卖会比较成功，于是髙更便于4月4日登船启程，象征派人士友好地为他设宴送行。他行前创作的唯一铜版画是马拉美的肖像。波利尼西亚群岛美丽的景色与人种使高更赞叹不已。他很快在塔希提岛找到了埃及浅浮雕那种浑厚的古典韵律（《市场》，巴塞尔博物馆）、意大利原始画中那种温情的灵性（《向你致敬，玛利亚》，大都会博物馆)，以及日本版画中扭曲的均匀色调（《塔希提田园生活》，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而且在形体和色彩上毫无忌讳地自由发挥（《午睡》，1891-1892，大都会博物馆）。他赞美极为丰富的热带色彩，往往赋予这些不可思议的强光一种神秘的象征主义，或者出自异教徒的神话（《月亮和地球》，纽约，M.o.M.A)，或者出自感官的迷信恐惧（《死魂灵在监视》，布法罗，阿尔布赖特-诺克斯艺术馆）。高更将自己的印象与实录逐日绘成好几个故事，如《毛利人古老的崇拜》与《诺阿-诺阿》（卢浮宫，图画部）。《诺阿-诺阿》这部作品在经过夏尔·莫里斯校阅后，于1897年刊登在《白色杂志》上。
返回法国（1893-1895)。高更再次经济拮据，1893-1895年间返回法国。由于孤独和消沉，他夸张而傲慢地培植一种不自然的异国情调，将作品在画商杜朗-鲁埃尔处展出，只引起了人们的一些好奇。他当时的作品表达了对塔希提生活的思念，充满了挑衅性（《玛哈那·诺·阿杜阿》[《拜神的日子》]，芝加哥，艺术学院）。髙更又回到普尔迪村和阿旺桥村，在斗殴中受伤，不能走动，于是他创作了一系列木刻，表现塔希提人可怕而静寂的祭祀，技法精确又充满对比反差，吸收了原始的木刻技术。
第二次去塔希提（1895-1903)。高更无可奈何地将画室全部卖掉，于1895年3月再次去塔希提。他负债累累，孤独而消沉，疾病缠身，女儿阿琳的去世，更使他一回到塔希提就处于可怕的危机之中。对人类命运的忧虑，对坚实造型和古典节奏的更为强烈的渴求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影响着他的艺术（《永不再》，1897，伦敦，库尔陶特学院；《母性》，约1896)。1898年2月，他自杀未遂。在这之前，他创作了一幅大画《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1897，波士顿，M.F.A)。这幅画可以说是遗嘱，材料朴素之极，但又显得奢侈，“过眼烟云消失，生命出现了”。自1898年起，高更经常得到沃拉尔的帮助，随后又得到法耶等几位忠实欣赏者的帮助，经济上稍稍宽裕，但他对塔希提岛的民政和宗教当局的诉讼时时破坏着这种宽裕。他以受迫害者的身份在两份报纸上咄咄逼人地表达自己的救世主降临的观点：《胡蜂报》和带有木刻画插图的“严肃报纸”《微笑报》。他在自己居住的小屋里的木刻《享受之家》（1902，奥塞博物馆）也表达了他的观点。绘于1899年的《戴着红花的胸脯》（大都会博物馆）和《三位塔希提人》（爱丁堡，N.G.)再一次证明他广阔的画域所具有的神秘而奇异的魅力。1901年，他定居马克萨斯群岛中的阿图奧纳，身体日见虚弱，用更加颤动的笔触绘出那精细而深深协调的绿色、紫色和粉红色（《他们的身体的金色》，1901，奥塞博物馆；《呼唤》，1902，克利夫兰博物馆；《海滩上的骑手》，尼阿霍斯收藏）。在最后几年中，他留下了许多文字：致朋友们的通信、《现代精神与天主教》、《以前和以后》，对自己的生平与作品进行了充满逸事趣闻的思考。1903年5月8日，髙更逝世于阿图奥纳。
高更的影响。高更去世后，其作品在画展中受到关注，很快就产生影响。这一影响超出了曾在阿旺桥村与他相处的艺术家圈子，也超出了纳比派的圈子。纳比派画家们曾在朗松学院通过塞律西埃而对高更的想法有所了解。丹麦的维卢姆森、挪威的蒙克、德国的莫德松-贝克、瑞士的赫德勒、西班牙的诺内尔，以及初出茅庐的毕加索，都受到他的影响。其后，他的影响更为巨大，波及德兰、杜菲、拉·弗雷斯奈等法国野兽派和立体派画家，或雅夫伦斯基、穆勒、佩希斯泰因或基希纳等德国表现主义画家。
高更的画作被诸多大博物馆收藏，奥塞博物馆有这位大师的大量作品。1988-1989年，华盛顿、芝加哥和巴黎举办了大型的高更作品回顾展。
——选自《西方艺术大辞典》
高更在1848年出生于巴黎，他的父亲Clovis Gauguin是一名激进的共和制思想政治新闻记者。1849年“反君主制”军事政变失败之后离开法国，打算去秘鲁投靠妻子Aline Marie Chazal的家族，创办新报纸，但在海上旅行途中心脏病发去世。高更一直在秘鲁生活到七岁，幼年时期异国风情的记忆，跟他后来流浪旅行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高更深深敬爱母亲和外祖母，他的母亲没有屈服于困难，凭自己的双手扶养起一双儿女，他的外祖母Flora Tristan是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先驱者、女权论者，这些童年家族的经历都影响他成年之后艺术创作的风格。
1855年，高更一家回到法国，居住于奥尔良，1865年他当上了船员，几年之后便升为二副，之后又进入海军，这段海上生涯，让他航海到巴西、巴拿马、大洋洲、东地中海和北极圈。1871年高更离开海军，而他母亲在他出海时(1867年)就已过世，在他的监护人Gustave Arosa帮助下，高更进入巴黎的Paul Bertin证券交易所。1873年高更同丹麦人Mette Sophia Gad结婚，踏出了中产阶级生活的第一步，不久之后有了第一个孩子，往后的几年，高更慢慢的巩固了职务上的地位，十年后，他不仅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在郊外有一栋房屋，并且拥有贤慧的妻子和五个孩子。在这段期间，他在Arosa和证券交易所同事Schuffenecker的劝诱下，开始作画，Arosa本身是相当有品味的艺术收藏家，收藏了许多当时法国著名画家的作品，Schuffenecker则是业余画家，在二人的影响下，高更逐渐向画家的道路迈进。
高更在Arosa的引荐下，认识了许多当时极其前卫的印象派画家，高更积极的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并且接受了印象派创始人毕沙罗(Cammille Pissarro)的指教。1876年，他的作品在沙龙中展出，之后连续五次参加印象派的画展，高更开始梦想当一位职业画家，而让他决定改行还有外部的因素，1882年股票市场狂跌，使高更感受到作为股票经纪人职务的危险，更下定决心成为画家。
但运气不佳的是，由于美术市场也受到经济景气的冲击，使得画很难卖出去，也影响到高更的艺术创作。1884年，高更全家搬到里昂，虽然家庭生活支出减少了，但是收入仍然是个问题，随后，高更一家又移居到丹麦的哥本哈根，高更也在此时当上防水帆布的推销员。由于经济的困窘和其他的冲突，高更在1885年搬回巴黎，1885年6月高更和妻子分居，并试图从他所爱的自然生活中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画风。
1886年，高更暂时寄居在Schuffenecker家，又为了生计当起海报张贴员。此时他开始离开印象派，摸索自己的创作风格。促使高更画风转变的最大原因，是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地区特殊的风土人情，丝毫未被庸俗化，颇受画家们的喜爱。1886年，高更第一次来到布列塔尼，由于此地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独自的语言、民族服装和宗教祭祀(布列塔尼人是凯尔特人的后裔)，这些均唤醒了童年时期，深深刻在高更心中对异国风情和原始性艺术的憧憬。
1887年，高更和画家Charles Laval来到巴拿马，由于经济来源匮乏，使二人不得不去巴拿马运河工地当苦力，不久面离开巴拿马，顺路到了马丁尼克岛，在这里的生活比巴拿马要好，但高更染上了赤痢和疟疾，不得已回到法国。旅行以失败结束，但高更对自己的艺术进展相当乐观，逐渐地，高更比布列塔尼的其他画家显得更略胜一筹。
1888年10月，高更收到了梵高的邀请，请他到法国南部亚尔的家里过冬。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不久之后，两个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便日益加深。12月23日，梵高切掉了自己的一个耳朵，高更则回到了巴黎。
1889年，高更参观巴黎国际博览会，看到来自遥远国度的展品而深受感动，这是他再次燃起对旅行的渴望。这次他选定的目的地是法国殖民地大溪地。他打算在大溪地“融入纯粹的自然之中，只与‘野蛮’的人们交往，并要同他们一起生活”。1891年6月，他到达大溪地，但那里的第一印象却使他的期待落空，首都巴比提已经极度的西欧化，这个国家在殖民统治下挣扎在困苦中，由于欧洲人带来的疾病影响，一百年前拥有七万人的土著居民，已减少到只剩下七千人，而且当地许多风俗和习惯也衰落。尽管如此，高更并没有畏惧，他在玛泰亚的农村租了一个小房子开始作画。当地生活成为他灵感的泉源，繁茂的植物和丰富、鲜艳色彩的居民服饰，原原本本地成长他所使用的色彩。他的多数杰作都在这一时期完成，其中也包含几幅描绘他的情人─13岁少年特哈玛娜的作品。
这些绘画中的景象看似表现了牧歌般的美好，但对高更来说，老问题却日益突出，他的钱已经用光，他甚至不得不用腐烂的面包和树果实做成的粉浆来作画。他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由于和土著女子接二连三的性行为，使他染上了梅毒，这种病在当时还是不治之症，在以后的一生中都为此而烦恼。此外，根据高更传记的作家David Sweetman所述，高更也可能是在里约热内卢时感染梅毒，当时高更41岁(1891年)，他变得爱睡觉没有精神，且开始咳血，一天咳出一升，而且痛得好像心脏要跳出来。
1892年，他被送进巴比提的军医院，治疗梅毒性心脏病，但是高更从来不承认梅毒。虽然他并不情愿，但高更在1893年终于不得不提出了返回法国的申请。但是，这只不过是他暂时的后退。回到巴黎的高更因为得到了伯父赠予的遗产，经济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但这笔钱却使他永远离开了法国。
1897年，高更画出生平最大幅的（高1.5米，宽3.6米）的经典作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
返回到大溪地的高更再次受到贫困和疾病的困扰，但其创造力丝毫没有衰减。1901年，高更到了马克萨斯群岛，在那里度过余生，他的两只小腿都是流着脓的疮，以肮脏的绷带包住，他拄著拐杖蹒跚地晃荡。他全身到处疼痛，为了止痛而服用吗啡上瘾，还服用鸦片酊和苦艾酒。他的情绪，逐渐变成躁狂，腿上有伤痛所以使用砷，曾经到山上服用砷自杀，但是毒性不够只使他呕吐而已。他自诉体力流失，晚上都无法入眠，因此筋疲力尽。眼睛受到感染，可能是结膜炎。1903年5月8日，高更由于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他的墓地位于马克萨斯群岛上的Hiva Oa岛，至今每年都有许多游客前往吊祭。
Paul Gaugin was a French Post-Impressionist painter, sculptor, printmaker, ceramist, and write, and wa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Symbolist movement, and his experimentation was indicative of the Synthetist style of modern art. He also paved the way to the appreciation of primitivism, as his paintings employed many of the simplistic techniques employed by Naïve artists. He lived with his family as a child, and moved to Orleans’ France at the age of seven. As an adult, he joined the French Navy and later was employed as a stockbroker. In France, he began painting in his free time, and became friends Camille Pisarro, who introduced him to other artists. As an individual he was prone to bouts of depression and once attempted suicide. As a painter, he was disappointed with Impressionism, as he felt that the tradition of European painting had simply become imitative, and lacked the symbolic depth that he desired. He also thoroughly enjoyed the art of Africa and Asia, which was full of symbolic depth, vigor, and meaning. In his escape from the traditional European paintings, he sought to find a tropical paradise, in which he could paint in an increasingly primitive style and live off the land. He left his wife and five children to live with her family, and spent a short time as a laborer on the Panama Canal. Lacking recognition for his work and with no money, he sailed to the tropical islands of Tahiti and Marquesas, in French Polynesia. His exploits there generated much interest, especially his reputed sexual exploits with young native girls, some of which appear as the subjects in his paintings. In Polynesia, he often sided with the natives in their conflicts with the church and colonial authorities, eventually writing a book about his experiences there. Gaugin’s physical escape allowed his stylistic escape of post-Renaissance painting, as h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classical perspective and eliminated gradations of color and shading. Inspired by the primitivism of the countries in which he lived, he also used primitive elements in his paintings to great success.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1897 This is Paul Gaugin’s most famous painting, and he considered it his masterpiece, and the culmination of his thoughts. In Tahiti, as he was painting his masterpiece, Gaugin declared that he would commit suicide upon its completion. Although this was something he had previously attempted, this was not the case, as the artist died of syphilis in 1903. The painting was meant to be read from right to left, with the three main figures in the painting representing the three questions of the title. The figures are arranged from the beginning stages of life, from young figures with a child, to the middle aged figure in the middle, to the elder figure on the left of the painting. The idol in the background, situated behind the elder figure, represents the “Beyond.”
——选自网站：www.wikiart.org
